中度认知障碍，中度思维障碍，中度抑郁。
重度焦虑，重度躯体化，重度睡眠障碍。
中度非社会化，心理状态重度异常。
至少，在医院那几张惨白的报告单上，我是这样被界定的。
在人生的滑铁卢之后，一切并没有如期好转，反而加速坠入了深渊。我大概终于与家人达成了一种残忍的共识：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是社会的渣滓。这种共识，竟成了家里难得的和谐时刻。
二月的校园，日子照旧。只是灵魂早已解体，空洞的心脏拖着一具傀儡，在教学楼间逡巡，彳亍，彷徨。我在重复的虚无中寻找逃避，躲进几分钟的冥想，试图从这尘世里“告假”。可这种超脱不过是短命的幻觉，不过三五分钟，我就又得去寻新的麻药。
酒精。那让我着迷的、能让思想迟钝下去的物质。它麻痹大脑，把烦恼抛向九霄云外。我曾躲在教室角落里灌下整瓶龙舌兰，独自痛哭流涕，再仓皇地从教室挣脱，回到家里的牢笼——那不像回家，倒像是一次押解转监，从一个刑场奔赴另一个刑场。
寒假的第一晚，我从学校坐车回到市区，与 x、k、chen 几人去了酒吧。卡座里，他们神采奕奕，侃侃而谈。唯有我一副躯壳坐在那里大口吞咽着威士忌、白兰地。打牌我是一直输的，内心也是一直在疼的。我努力在人群中用尽一切表情来维持那点可笑的体面，最后也只能扣上一张面具仓皇逃离。看着空空的钱包，坐在空空的起居室，望着空空的天花板，想着空空的自己。
次日我便坐着火车离开了。回到了那个熟知的县城，只是在意的人早已随风散了。年前再去公墓，纸钱和元宝在火中翻飞，凋零。我本是个无神论者，此时却也顺从地执行着这古老而庄重的愚昧仪式。看着外公和大姨夫的遗像，他们憔悴的样子，让我暗自落泪。如果神真的存在，他一定是有意带走了家族里最有骨气的两个男人，偏偏又为了惩罚我，把我留在这尘世间受难。
假日里，我拉紧窗帘，终日闭关。哭泣，睡梦，醒来再虚度。清醒的时间大多献给了光阴的挥霍或病态的暴饮暴食。我对自己，已是不抱什么希望了。
回到连云港，一切如初。无非是换了个地方，宣告灵魂的死亡。
在第一人民医院，我从麻醉科被转去精神科。在黑暗的房间里做脑电图，做无数次量表。生活变得简单，却又极其复杂。早上是舍曲林和氟哌噻吨美利曲辛，晚上是喹硫平。随之而来的，是日复一日、如影随形的反胃与副作用。
早上五点，幻听再次降临。我听见母亲在外面摔东西、喊叫。推开门，却是一片死寂。耳鸣阵阵，那些声音在脑海里挥之不去，又演变成无休止的震动感，伴随我的一天。
八点，幻听变成了现实。我的母亲醒了。在客厅的一切都被她杂乱地踢过之后，我吞下药，坐上了车。
一路上她一直在变道超车，在城区里开到一百多迈。最后我在医院门口被扔下车，像个木讷的傀儡，拿着手机刷医保、取号。主治医生休息，我挂了另一位。说明完情况，又是一轮量表。当医生说出“幻听在目前状态下是正常现象”后，母亲便迅速离开诊室，发动了车。
我又一路坐着车回到了出租屋，关上门。听着外面依旧是往常的噪声、摔打声。耳鸣，幻听，真假难辨。
下午和 Louie 聊了聊。他在写社科类论文，让我帮他润色。实际上我重写了几段，稀里糊涂地成了二作和采访对象。写作确实让大脑获得了一丝喘息，尤其是使用英语——那门我熟悉的、带点异乡疏离感的语言。母亲在卧室睡觉，我也因此得了一刻钟的安宁。
好景不长，她苏醒后，往常的躁动再次上演。手机接连弹出通知，无需查看我也知道：那是医保的扣费，以及我的卡再次被冻结的讯息。
昨晚手表监测到疑似心脏早搏和房颤。最近做事总是心慌，但在极度焦虑的环境下，这大概也算是一种“正常”罢。这三天我只吃了两顿饭。起初是药物带来的厌弃，再后来是心境使然。
我已失去了活着的希冀。剩下的，恐怕也只有这副躯壳，还在呼吸着尘世间肮脏的空气。